母亲百年

                         李益民

母亲今年九十了，身板还算硬朗，写这样的题目，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她百年无恙。

                            一

      年初同省旅游局的同志去了一趟港澳，时间有十来天。回来时，急急去大姐家看了看母亲。她见我，只说了一句话：这么长时间没来，是不是领导喊去学习班了？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我在一个县级市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局长，最近几年时间，有几个重要部门的头头被纪委“双规”，有的还被移送了司法机关。这些事，母亲是不知道的，但她是一种担心，更是一种提醒。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因为分到的部门重要，母亲就告诫说：在衙门里面当差，妹妹莫乱惹！当时人年轻，也没有细细地想，也不去好好理解。但因为自身条件不够，基本上是“三等残废”，自叹能力差，所以惹不起妹妹，也没有妹妹来惹我，这一条算是做到了。在这个部门工作了近十个年头，组织上决定我去一个乡任党委书记。当时，这个乡交通不便，尽管是近郊，十来公里的路程，但吉普车从市政府要开两个小时才能到乡政府。我将要去乡任职的事告诉母亲，她照例话不多，说了几句：“当了公社书记，莫乱说话，莫见不得钱，要给老百姓做点好事，他们才记得到你。”这几句话，虽然多年过去，但仍记得很深。

干了两个乡的书记后，对母亲的这些话更是打心眼里佩服。在头一个乡工作的两年中，争取了该市的首条通乡油路立项建设。这条路虽然只有十来公里，但开了乡镇到省争取通乡油路的先例，之后五年不到的时间，全市所有乡镇都建设了通乡油路。也就是在这条油路开工的前一周，我调任当时全市最边远、人口最多、治安最复杂的一个乡再次担任党委书记。组织上的交待，纪律的要求当然是不能忘记的，但清晰印在脑海中的还是母亲短短的数语。

      这个乡三县接壤，毗邻全国闻名的枪患重地，民风剽悍，社情民意的确复杂。到任个把月后，回市里汇报工作时，其中有“这里的人民勇敢勤劳，勇敢是第一位的”表述。对我的这种言语，领导打断了我，对我说了许多鼓励话，给我打气壮胆。现在回想，领导是怕我不安心在这里工作，但当时年轻气盛，还真没有不安心的想法。

      在这个乡的时间有三年多，也没有干出什么夺目的成绩，但领导对我的评价是：在任期间群众上访的少了、告状信少了、边界纠纷少了，大家都在想做事。我离开这个乡的时候，是春节前两天。回城的当天，我陪新来的书记到即将开工的跨河大桥现场看了看，给他通报了通乡油路建设项目批复情况、十一条通村公路建设项目已进入省有关部门项目库等等，请他关注资金到位和项目跟踪。啰啰嗦嗦说了一通，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

      乡里的干部群众现在还经常说，解放以来，这个乡只有我是从乡党委书记直接回城当局长的，其他要么转几个弯弯才到这个职位，要么就打个括号，享受正科待遇而已。于是有的说法是我运气好，有的说法是我有成绩，当然也有的说是靠关系。这些都不尽然，我之所以能够平安地干好工作，顺利回到市里，实则是靠母亲睿智的语言和谆谆教诲。

                           二

      今年清明，二哥从省城回来给父亲上坟，母亲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话也比平时多了许多，断断续续地谈到久远的往事，自己是如何从湖南走路来贵州山里的。这几年，我发现母亲有个怪现象，新近发生的事不一定记得住，但往事却很清晰。

      我的老家是湖南中部的一个县城，离长沙不远，这个县在改革开放后，以从事小五金加工闻名全国，近几年又以年销售上亿打火机而走出国门，这里的商人被称为湖南的“犹太人”。母亲告诉我，她是1923年出生的，16岁嫁给我父亲。她说，从到李家开始就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身边常带着米袋、铺盖、鼎罐这三样东西，一听到枪声，就往山里跑，这样零零星星“躲日本”，有三四年时间。我查了一下资料，从1939年初到1942年底，正是抗日战争打得最惨烈的时候，常德会战和三次长沙保卫战就发生此期间，中国军队以死伤几十万血肉之躯的代价，将抗战从相持阶段扭转为战略反攻。

      母亲说起这段往事时，表情就很严肃，眼神中流露出“恨”的感觉，语气也低沉而忧伤。 “枪声一响，我拿起东西就跑，刚翻过坳，回头一望，村子就冒烟了。大起胆子趴在地下，远远望去，看见几个日本鬼子从猪圈里拖了头猪，用钉耙挖住猪脑壳，拿刀在猪屁股上割肉，用刺刀挑起向着火烧。连塘（音）那地方，有个年纪大的没走脱，被捉住，日本鬼子就让他自己在院中挖坑，逼他跳下去，然后往坑里边铲土边倒水，只留脑壳在外，生生地活埋了。日本鬼子坏得很！有的妇女脚小     跑得慢，还吃了日本鬼子的大亏。”说这些话，母亲是断断续续，一会儿又要重复，但每一次，内容一样，表情一样，眼神一样，语气低沉忧伤也一样。

      在这样零零星星“躲日本”的三四年中，父母头一两个孩子，有小病拖成大病不治而亡的，有在饥饿惊恐中离开人世的，还有流产的。“要是都在的话，你该是老十。”母亲时不时要对我说这样的话。  忍受不了这样的提心吊胆，母亲和同村的七八个小媳妇带着各自的铺笼帐盖，在1943年初从湖南的这个县城出发，路上少不得餐风露宿，过洞口、翻雪峰山，大概走了七八天，经晃县来到黔东北这个县城。“国民党的兵也有好的，拦一些过路的军车，也肯带我们一段，就是见了生得好的要讲痞话。”母亲回忆道。

      爷爷早年在贵州这个县城的一家湖南商号帮工，后来攒聚了一点钱，自己开了铺面，经营小五金。父母到来，着实让爷爷高兴了几天，一则小生意有了帮衬，二则兵荒马乱之年家人能团聚。之后几年，开门摆货、生火做饭、关门算账……时间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了。年底，父母回了趟老家。“枪一堆一堆的，日本鬼子背时了，脑壳勾起，马都不敢叫，中国兵押送着走。”母亲回忆得很清楚，“我们也要对着骂他几句背时的，滚回去！”“要不是有兵拦，这些个鬼早就被打烂了。”看着母亲佝偻的身躯，真难以相信，这弯弯的脊梁骨曾经是那么坚强。

                          三

      母亲是一个建筑工人，我孩时的记忆是从县城内外许多工地开始的—— — 曾跟母亲在岩石厂很长一段时间，工作后才晓得这地方叫鹭鸶岩，母亲主要是给工地上的人煮饭，人手少时，也要么帮着打炮眼的掌钢钎，有时还要帮着抬石头。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戴圆帽子、拿小红旗的师傅喊，“放炮了”，忙躲进小石屋中，咚—— —咚—— —几声响后，就知道可以吃饭了。

      之后，县城的运输公司、石油仓库、化肥厂等等工地都或多或少、模模糊糊被留着些记忆，这时母亲是建筑公司的泥水工，在工地拌水泥沙浆，也要挑砖挑瓦。后来，二哥对我讲，母亲识得千把个字，开始在街道企业上班。但因为自家的铺面被公私合营，爷爷和父亲两个都在拿国家工资，少得很，粮食定量低，母亲就去了建筑公司，一来粮食定量高，二来工资多一点。

      母亲的拿手戏是做干菜，印象中是一排排瓦质的坛坛罐罐，里面分别是萝卜干、盐菜、霉豆腐、麦子酱、豆豉、泡菜、干茄子、干豇豆、干刀把豆等等，特别是麦子酱和豆豉，回味无穷，工作二十多年了，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回当年那种味道和感觉。母亲的厨艺不错，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由于哥姐都在外地，家中只有父母同我三人，一个月三斤肉，但记忆中每餐都有几片肉，后来才知道是将肉炒干泡在油里，自然做菜时就有了肉的光临。

      母亲还会做布鞋，程序是在夏天将面粉合成浆糊状，将从被服厂捡来的边角布料反复粘、反复晒，最后变成鞋底材料时，有近一厘米的厚度，鞋面布料一般用黑布，用灯草绒做的鞋面，就比较高档了，只有过年或送人时才用。勤劳的母亲在我读初一时大病一场，之后，干菜、布鞋、厨房炒菜味道统统都变成了回忆。我现在还有一双三十年前母亲做的灯草绒布鞋，舍不得穿，因为我知道这将是永久的珍藏。

                        四

      母亲大病后不久就办了退休手续，在家休养。我27岁成家时，母亲当年72岁，之后第三年，大姐也从省城退休回到县城。在大姐细心照料下，母亲虽然年纪越来越大，但身体却算硬朗，十多年来，咳嗽感冒都很少。前几年给她做了白内障手术，眼睛视力也达到正常。

      记得从省城做白内障手术回来时，我告诉她，国家报销了手术费用近七成。她说了一句“感谢共产党”—— —这句话，她不是随便说说，是发自真心的。

      母亲曾经说过，县城解放时，解放军是深夜进的城，曾来我爷爷的铺面买过铁丝、钉子等等物品，敲门是轻轻的，说话也是轻轻的。母亲说，当时一开门，只见两个背着长枪的解放军战士，心中还是有点怕。但解放军对她说：“老乡，你莫怕，我们是买东西，要给钱。”解放军还在铺面门口插上一面小红旗，称好东西，按我们算的价，付给铜毫子，一点不啰嗦。不像国民党的兵，拿了东西就走。共产党坐了江山，不准抽大烟，不准开妓院，不准讨小老婆，才解放几年，社会就规规矩矩了。共产党就是好！这些是母亲的亲身经历，是烙印心灵深处的记忆。

      这月下旬是母亲89岁生日，按湖南人的算法，过了生日，就可以称为90了。写下这些文字，祝愿母亲长寿，百年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