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群的五大精神

我们常谈要学习周逸群精神，中国当代知名作家，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说过：打造周逸群精神高地，是铜仁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周逸群的精神是什么呢？纵观他短暂的一生，纵观他各个时期的表现，他有如下五大精神：

一、忠于信仰，永不变节的精神

周逸群在留日期间通过彭湃接触了马列主义，从此心向共产党，后在吴明和鲁易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办《贵州青年》旬刊期间，结识了汪精卫和何应钦，汪何二人都极力劝周逸群加入国民党，并欲荐往国民党中央政府去任职，被周逸群婉拒。后到黄埔军校虽加入国民党，但系奉中共指示，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不是叛党，而是跨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凡进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学员都是如此。在此期间，蒋介石曾设家宴请周逸群和蒋先云，要拉二人为其亲信，许诺毕业后给他们师长当，也被周逸群婉拒，坚持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周逸群参与组建火星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将此作为宣传共产党主张和马列主主义的阵地，并在其中任重要领导，成为周恩来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

在开辟湘鄂西根据地，缔造红二军团后，王明派来的“钦差大臣”夏曦全盘否定周逸群在苏区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否定周逸群在平原和河道港汊发明的游击战略战术。推行极端的土地革命和冒险的军事全面反击。周逸群坚持正确路线，力求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他对真理的坚持，他的据理力争，换来了特派员愤怒的打击，他被排挤到领导阶层之外。他并没有因此对党失去信心，并没有因此消极不作为，依然领导留守在洪湖苏区的老弱残兵与敌人打游击，并重新组织发展武装，取得了第一、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夏曦不肯定他取得的辉煌战果，反而认为他工作的重心没有放在支援攻打长沙等大城市方面，再一次撤销他重新组建的洪湖赤卫队、江左江右军的领导权，改派他到洞庭湖一带去视察工作。周逸群到了洞庭湖以后，没有停留在视察员的职责上，他积极团结发展洞庭湖武装力量，开辟洞庭湖苏区，使之成为与洪湖南北相呼应的江南根据地。有力的牵制和分散敌人对洪湖苏区的压力。

综上所述，周逸群无论是在敌方的利诱之下，或是来自党内上级领导的打击排挤情况下，他都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信念，依然忠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变节，仍然积极工作，正应证了他的一句话：“只我还活着，我一天也不能停止党的工作。”共产党员，不怕敌人杀害和酷刑，就怕同志的不信任，能过此两关者，方显忠贞。我们拿另三个人与周逸群对比，就可以看出他的可钦可敬了。李之龙，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曾任海军局局长，因中人圈套误酿“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免职，又被陈独秀骂了一通，他觉得中了敌人的暗算，党内领导又不信任他，于是脱离了共产党，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二，叶挺，所率的部队是北伐铁军，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他曾任南昌起义的副总指挥。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遭到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的批评和冷落，于是也脱离共产党，远走欧洲，离开革命，开馆子去了，至到十年后抗日战争暴发才回国；其三，张国焘，长征时他反对北上，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最后发现红军北上是正确的，又才带着余部赶到延安，当他发现广大指战员不再信任他，自己的权力也被边缘化，于是在祭黄帝陵时，投进了国民党的怀胞。

相比之下，周逸群真是忠于信仰，永不变节的忠烈之士矣。

二、舍小家为大家，公而忘私的精神

周逸群背井离乡，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时，正是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身怀六甲之时。逸群从小父母双亡，他一走，妻子就孤苦无依了，他只好请岳父母伯叔家庭帮忙照顾。周逸群这一去就是四年。回家后与妻儿短暂相聚，又潜往湘西拉队伍，未成，便又抛妻别子前往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当他在武汉与贺龙收编工人纠察队和被其他军队“礼送”出来的共产党员时，岳父给他带来了妻儿双双死亡的噩耗。闻妻儿俱丧，他泣不成声。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他阔别新妻，让红妆守空闱。为了革命，他抛妻别子，赴上海，进黄埔，辗转北伐路。妻儿每日江边望，过尽千帆皆不是，无语泪自流。本想革命成功多补偿，没想阁楼一别成千古。为革命，他牺牲了小家，为的是大家，为的是国家。有人说，他们的婚姻是父辈包办的，没感情，所以他不想回家。可灵龙是他亲生骨肉，就算与妻子没感情，难道与儿子也没感情吗？他五岁时父母双亡，寄寓于伯叔周自炳家成长，说不想有个自己的家，那是假的。有了自己的家，亲生儿子也出生，他不爱这个家有悖常理。何况，妻儿过世后，贺龙、徐特立都曾劝逸群再找一个。逸群却说：革命未成，何以为家？如果说周逸群对老婆伍老丫不满意，当时随军的女战士，可由他挑选，武汉各校毕业的女学生、进步女青年，更是车载斗量，要挑个思想进步，才貌双全的女青年做妻子，一点也不难，可逸群拒绝再成家，为何？那就是想一心一意干革命，当初没把妻儿带在身边，是为此，现在不想急于成家，也是为此。

妻儿死后，他曾多次要求岳父和伯叔将家里的财产分给穷人。据文字记载，一次是岳父到武汉来向周逸群报丧时，他劝岳父把他家里的田地分给穷人；另一次是与贺龙攻下桑植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时，他写信给家里的伯叔，要求把他家里的田地完全分给穷人，多余的房子捐给社会办学。进一步看出，他是舍小家为大家。

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

周逸群从小就嫉恶如仇，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铜仁的土豪劣绅郭铁珊挪用赈灾款去做生意，迟迟不购赈灾粮回来，导致家乡饿殍遍地，周逸群知道这一情况后，就编了一首鞭挞郭铁珊的歌谣。

那时周逸群年纪小，能量小，只能用编歌谣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愤怒。

他教同学们在学校唱，带领伙伴们在街上唱，把郭铁珊气得半死。郭铁珊要追着他打，他回头指着郭铁珊愤激地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为命除害。”

南明中学毕业后，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学历、家族力量和社会关系在铜仁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好好经营父母遗留下来的家业，发展成一方富豪。可是他眼里装的不是钱财和仕途，而是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为了寻求救国求民的真理，他变卖家产到日本去留学。学成归来后，他邀约几个有志青年一起在上海办报刊，宣传革命真理。他们办报刊不像今天可以赚钱，不但没有钱赚，反而要家里倒贴——他们办报刊的主要经费是家里变卖田地寄给的。办报刊期间，他们省衣缩食，集体吃粗菜淡饭，生活缮食差到了极点。贵州当局和西南军阀袁祖铭曾派人重金贿赂于他，要周逸群等人不要揭他们的短，要为他们唱颂歌，遭到了周逸群的痛骂。周逸群表示，条件再艰苦，也不为钱粮变节，坚决揭露贵州当局和袁祖铭的丑恶面目。

在北伐期间，他一方面任贺龙师、军政治部主任，同时也兼任常德地区政工委书记，无论在地方和和军队他都管钱粮。在许多军阀都克扣军晌钱粮的兵荒马乱年代，而周逸群坚守清贫，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赢得了广大官兵和老百姓的爱戴。

在湖南桑植县建立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军政的最大领导人之一，可他不多拿政府一分钱。在视察百姓时，见一户百姓没有耕牛，他便把自己的手表、大衣送给农户，叫他拿去变卖换耕牛。处处体现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索取，只有奉献的精神。

和贺龙建立湘鄂西根据地后，更检验出他作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当时湘鄂西根据地是三大根据地最大的苏区（湘鄂西根据地鼎盛时辖56个县，鄂豫皖根据地鼎盛时辖26个县，中央根据地鼎盛时只辖21县），周逸群作为这块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不贪不拿，不玩官僚，不搞腐败。他创办建立了不少银行和造币厂，他自己却不乱拿一分一厘。每一项工作，他都要列出资金预算，要有计划的用钱，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洪湖苏区隶属江南，是渔米之乡，加上盛产莲藕，本属富庶之地。苏区未建时，由于地主湖霸的欺压盘剥，农民渔民生活艰辛。自从来了共产党，洪湖人民得解放，农民有地种，渔民有鱼打，有莲藕卖，生活蒸蒸日上。苏维埃联县政府的资金也很充足，他们每年上交给中央的税收是所有苏区中最多的，给中央的财政提供了最有力的援助。周逸群虽然手握大权，但工作上，与群众官兵打成一片；他虽然可以支配苏区所有的资金，但他个人生活上，洁身自爱，艰苦朴素，不贪不拿，始终保持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廉洁奉公的本色。

四、    化腐朽为神奇，因地制宜的精神。

周逸群有一份热，就能发出千分光，别说他在南明中学两篇文章引起热评，别说他以云贵川三省留日学生代表的身份在日本各大学间搅得风生云起，别说他创办《贵州青年》旬刊搞得贵州当局睡不好觉，也不别说他在黄埔军校里以小小的火星社就裹聚了一批国共精英，竟让蒋介石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支部改选时名落执行委员之外，更别说他主持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时，将青军会辐射到全国，东征时他以青军会的名义散发传单，让敌军不少将士弃械投诚，瓦解了敌军。单说他与贺龙开辟了湘鄂西根据地，组建了红二军团后，左傾罡风刮地来，在红二军团主力南征，苏区内只剩不足百人的老弱残兵和六七十支破枪，这时敌人大兵来围剿，苏区兵力空虚，情势非常危急。若带着老弱伤兵突围撤出苏区，苏区那么大，走几天几夜都走不出去，何况武装力量走了，老百姓怎么办。不能走，消极避战不是周逸群的风格。他决定与强敌周旋，他以不足百人的老弱伤兵为基础，讯速发动群众，利用刀枪渔叉武装群众，很快发展成三千多人的洪湖赤卫队，周逸群与从前线退下来的段德昌，领导洪湖赤卫队，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在河道港汊间，与敌人展开游击队战争，就这样，周逸群利用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凭借错综复杂的地形，只用刀枪渔叉，就粉碎了敌人的一、二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保卫了洪湖苏区，壮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充分体现了周逸群因地制宜，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五、    据理力争，坚持真理的精神

坚持真理之一，坚持游击战争，反对攻打城市。

周逸群到达鄂西后，鄂西特委已遭到破坏，武装斗争也陷入低谷。周逸群一面恢复特委机关，一方面团结、组建武装组织，开展游击战争。正当这一系列工作稳步进行时，湖北省委派万涛执省委指示信来批评周逸群，信中严肃批评了周逸群要在洪湖实行暴动割据的计划，强调指出，“不要城市，就是否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结果党只有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要周逸群迅速组织武装，在城市实行暴动。

这种不切实际的瞎指挥立即遭到周逸群的坚决反对。他对万涛说:“以我在沙市、宜昌了解到的情况看，党员、团员及工人组织微弱到了万分，没有暴动的力量和组织基础。他们虽然日子不好过，但一心想增加工资，暴动的要求并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城市暴动，成功的把握几乎是没有的。”
　　最后万涛被周逸群说服了，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省委要我来鄂西时，我就要求省委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情况弄清，大多数群众现在关心的是生活而不是暴动”。
　　于是，周逸群和万涛议定，按照鄂西实际情况，讨论中央来信，统一了意见再报请中央。
　　经过特委集体讨论，周逸群、万涛的正确意见被一致通过，停止暴动，整顿内部，恢复、重建党的组织，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转向游击战。为此，周逸群把工作交给万涛主持，亲赴上海，向党中央陈述意见。在上海，周逸群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鄂西的实际情况，汇报了他和万涛为首的鄂西特委的工作计划，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许。
　　在周逸群和万涛的正确领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面指示各县的党组织，在反“清乡”，反新军阀统治的目标下，在农村发动抗租、抗债斗争，一面注意发展城镇职工运动，团结各种群众团体，如“民权社”，“民权大同盟”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投入斗争。
　　特委还要求各游击队，为支持和保护群众性的斗争，继续采取日伏夜出，秘密行动的方针，并把撒传单、贴标语的政治攻势同武装行动结合起来。并总结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并同段德昌、彭国材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于是，特委搬迁到石首调关镇，更好地直接指挥洪湖的游击战争，使鄂西特委的工作大见成效。

1930年6月，中央军委巡视员、长江局军委特派员来到洪湖苏区，传达李立三的错误主张，特派员评批周逸群、贺龙、万涛关于红二军团行动方针及洪湖苏区发展的政治措施，周逸群等人又据理力争，但特派员不听忠言，坚决要求特委按《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进行，先攻荆门、沙市等城市，然后集中红军进攻武汉的方针。特派员要求红二军团立即攻击荆门、沙市等重镇。这一不切实际的做法，必然导致失败，攻打监利时未能克敌，便撤出战斗，巡视员和特派员反而批评周逸群与贺龙指挥不力。
　　9月中旬，党中央派遣新的特派员到达洪湖苏区，以湘鄂西特委不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为由，改组湘鄂西特委，把一大批拥护周逸群的正确主张的指战员和政治干部处决，剥夺周逸群对红二军团的指挥权。特派员自己担任湘鄂西党和红军最高领导职务，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命令各地红军配合行动，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柳州、桂林等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周逸群坚决反对激进的左倾冒险主义，他对真理的坚持导致他被排除在特委的主要领导之外。但事实证明周逸群是正确的，特派员带领红二军团离开苏区南征，结果一座城市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让红二军团蒙受重大损失。
    坚持真理之二：不放弃革命成果，坚决捍卫苏区

红二军团在攻打大中城市失利后，以特派员为首的特委主要领导虽然对李立三的路线有所警觉和动摇，终归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发展论的圈圈以外，他们想放弃在农村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企图开辟澧州、石门新苏区作为立足点。以周逸群首的特委委员坚决反对，强烈请求他们退回洪湖苏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军需也有保障。

这时，敌人以九个旅的力量向洪湖发动围剿，苏区内只有不到一百的老弱残兵和几十支破枪，情况万分危急。周逸群连派三十多起交通员找红二军团及特委主要领导，要他们回苏区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冲破敌人的“包围”。但特委主要领导没有接受这一正确主张，“不但不回苏区，反要特委全部到松滋开会。周逸群当即派人去洽商，要其回师苏区，巩固地向外发展，以及收复已失苏区。可惜，特委主要领导再次坚持开辟松滋新苏区的主张，而且不经特委同意，即撤换了段德昌的六军军长职务。这时敌军步步进逼，红军却在杨林寺一带徘徊犹豫，不上不下且分散部队，六军置于杨林寺，二军置于公安一线，也未主动进攻以突破敌人的包围。12月17日，敌人分三路向杨林寺进攻。此时，刚收编的一支土著武装又在后方叛变，致使红二军团腹背受敌，处境危险。虽经全军浴血奋战，冲出重围，红军仍伤亡重大。

而在洪湖苏区内，情况恰好相反，在周逸群和段德昌的正确领导下，以誓死保卫苏区为号召，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县、乡、村为单位迅速组织起大大小小的洪湖赤卫队。没有枪，大家自制土枪火炮，利用渔叉刀矛，凭借丘陵沟壑、河道港汊，在江汉平原上与敌人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特派员等特委主要领导带领红二军团与敌人打正规战，屡战屡败，队伍越打越小；而在苏区，政治上，周逸群号召军民誓死保卫苏区；军事上，领导赤卫队、游击队打游击战，屡战屡胜，队伍越打越大，最后发展成江左江右游击大队和独立团，壮大了红军，粉碎了敌人的一、二次围剿。所以后来贺龙评价说：“周逸群是湘鄂西正确路线的代表。”

坚持真理之三：周逸群的正确路线打压下去了，苏区也丧失了。

1931年1月，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3月7日，夏曦作为中央代表，到达湘鄂西苏区。3月27日，夏曦在小河口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会上，夏曦宣布临时中央的新路线，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发表他短短二十天的巡视观感，给湘鄂西和洪湖苏区工作扣上“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大帽子，声称要按照所谓“国际路线”，使洪湖苏区的工作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下，夏曦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周逸群当即指出，这些批评没有事实根据，同夏曦进行了激烈争论，会议出现了僵局。

严重的意见分岐相持不下，于是扩大了讨论范围，参加讨论的除原特委委员外，各县县委书记，游击大队队长、政委，红九师师长、团长、政委都参加。大多数同志认为特委过去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从而增强了周逸群的信心，他决定坚持真理，哪怕承担一切可能产生的风险。

在夏曦到来之前，前一届特派员邓中夏已在苏区实行了肃反，罗织罪名，错杀了不少共产党干部和红军优秀指战员，这些党政军干部都是因为拥护周逸群的正确路线遭到杀害，特派员此举是“杀鸡给猴看”，想震慑以周逸群为首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夏曦到来，不说邓中夏左了，反说他右了，意思他还要来个更左的，这意味着肃反的杀气更重。谁和特派员唱反调，谁就可能被戴上什么反革命的帽子被处决。古话说：欲陷一份，便陷十八地狱；理让一份，远隔万水千山。在真理面前，哪怕斧钺加身，周逸群也绝不退让。

虽然主流是支持周逸群的，但夏曦却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份，蛮横地压制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不仅如此，夏曦为了使左倾冒险主义尽快在湘鄂西苏区占统治地位，强行改组了特委，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中央分局书记，要周逸群以巡视员身份去江南检查工作，实际上撤销了周逸群党内外的重要领导职务，削弱湘鄂西苏区正确路线的力量。

周逸群牺牲后，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连续失败，湘鄂西苏区逐步陷入敌手。红二军团被迫转战川黔。从反面证明了湘鄂西苏区是离不开周逸群的正确领导的。

正是由于周逸群具有上述五大精神，他赢得了广大党政军干部的拥护和两湖军民的热爱。他牺牲后，新中国桑植县第一任县长兼诗人的贺锦章一口气作了十首诗悼念他，其中两句说：“大功未就身先毁，哭杀荆江百万家。”虽是用夸张的手法，但可以看出湘鄂西根据地的人民对周逸群是无比的爱戴。时间过去八十多年，可两湖人民和周逸群家乡的人民对周逸群的怀念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稍减，三地纪念活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隆重。

铜仁市周逸群故居陈列馆  陈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