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区历史悠久，汉为武陵郡，隋属清江、阳明二郡，唐初为辰州地，五代没于蛮，宋为思、珍二州地，元置铜仁大、小两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以司治有铜人三，故名。明初改铜仁长官司隶思州宣慰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铜仁府，隶贵州布政使司。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置铜仁县，1949年11月铜仁解放仍置县，1958年10月铜仁、江口、玉屏三县并为铜仁县，1961年7月又按原建置三县分开。1987年8月21日，撤县建市。2011年11月，铜仁撤地建市，设万山区与碧江区。

发源于贵州第一山、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梵净山的大小两江由东向西横贯碧江区全境，并在碧江区汇集。名山秀水孕育了碧江区的古代文明，一方面依托锦江水运的便捷，碧江区在明代至民国的几百年间成为湘黔边境最大的商贸集散中心，成为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交流通商的重要口岸，商贸业的发展加速了铜仁地方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另一方面因铜仁军事地位重要，明清几百年间政府在此长期屯军并建有大量军事设施，这使得文化上既有隔离也有交流。所以总体上我区对外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既有因商贸业带来的主动性，也有因军事冲突带来的被动性。通过古遗址及考古发掘、民居建筑、乡土村落建筑、军事建筑等文化遗存，我区与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脉络大致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从古文化遗址看我区早期文化属性

1980年代，锦江两岸始有早期遗存发现。1981年，铜仁漾头杜家园出土高脚杯（疑系陶豆）、釜等陶器残件，均为夹砂红陶。后又发现岩董遗址，该遗址于2000年复查确定，遗址面积万余平米，堆积厚达3米，采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片等大量文化遗物。1999年和2009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原铜仁市文物管理局通过实地勘察查明，在锦江流域铜仁段共有19处古代遗存，按照从下游向上游的顺序依次为：施滩遗址、杜家园陶器采集点、落鹅遗址、岩董遗址、坳田董遗址、黄腊关遗址、落箭坪遗址、坳上坪陶器采集点、新屋遗址、纸厂陶器磨制石器采集点、磨刀湾遗址、笔架冲遗址、坝皂遗址、茅溪遗址、锡堡遗址、宋家坝遗址、方田坝遗址、方田坝铜钲采集点、龙井遗址。

从这19处锦江古代遗址时代，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认为主体应在商周时期，不排除个别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性，部分已晚至汉代。这些发现表明铜仁的历史远较史籍所载者悠远，至迟在距今3000年左右，锦江两岸已人烟稠密，文化繁荣。

从空间分布上看，下游较为密集，向上游逐渐减少；从时间分布上看，下游的古代文化遗址明显早于上游，反映出古人择人而居、从下游向上游不断迁栖的生活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发源于梵净山的小江，在其流域内并未发现古代遗址，所有19处古代遗址均分布在大江及锦江的一级阶地内。

2010年3月至5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铜仁市文物管理局对上述遗址中的笔架冲、磨刀湾、方田坝三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中笔架冲发掘面积300平方米，磨刀湾发掘面积60平方米，方田坝发掘面积60平方米。这是锦江流域的首次较为系统的科学发掘工作，清理了一批先秦时期的灰坑、灰沟、建筑遗址等，并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陶器材料，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铜仁锦江芦家洞水电站改扩建工程考古调查暨勘探报告》表明，磨刀湾遗址文化遗存主体在西周时期，笔架冲遗址文化遗存主体为西周至宋代，但方田坝遗址文化遗存主体为夏商时期。从陶器的纹饰、器形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锦江流域的文化特征与湖南湘西地区以永顺不二门遗址商周时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密切联系与相似之处，当属同一文化系统。再次，如果从更大的范围考察沅水流域的古文化遗存，则可发现整个沅水流域的古文化遗存，均有相似之处。但方田坝遗址先秦时期遗存的化特征又有所不同，文化面貌独具一格、较为特殊。

先秦时期，楚文明逐步发展起来，并随着西周早期楚国的军事扩张行动开始向外影响，故锦江流域铜仁段古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与楚文化具有紧密联系。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在北面与中原诸国争雄，时有进退；西北、西南分别防御秦与巴蜀的威胁，铜仁处于巴、楚交界处，其中并入楚国版图的时间占主体地位。在铜仁市碧江区境内目前共出土了两件巴国时期的军乐器，一为铜钲，一为虎钮錞于，佐证了巴、楚两国对那一时期铜仁文化的影响。随着楚国的不断强大，这一时期的铜仁文化最终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同时，我们在笔架冲遗址遗址发现一宋代前后生产渔业工具的作坊遗址和大量的渔具，出土的大量网坠及范、支座，不仅省内罕见，从形制和材质上也证明了随着秦朝的一统天下，铜仁逐渐融入汉文化的大家庭。

二、从古建筑看铜仁文化与外界的交流融合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更是历史文化的生动记录和真实反映。我区一方面欠发达、欠开发程度较深，另一方面真实保留了明清以来大量古建筑，包括乡土村落建筑。这为我们厘清铜仁与外界文化交流融合轨迹提供了丰富信息。

中南门古民居——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结果。据宋朱辅《溪蛮丝笑》载:“砚石出黎溪（今江口德旺乡大江与江口太平乡太平河黎氏聚居地带），今大溪（锦江干流之大江）、深溪、竹寨溪（今江口闵孝竹寨）。木林冈石，皆可乱真”“有紫绿二色，围黄线者名金系带”。据省考古所副所长李飞考证，《溪蛮丛笑》所载“金系带”即今天梵净山特产的“紫袍玉带石”。同时《溪蛮丛笑》载金系带“盖于淘金井中取之”，表明早至南宋时期，铜仁已开展黄金、砚石、朱砂的对外交易。至明清，依托锦江水运的发达和铜仁丰富的地方特产，各省客商不断云集中南门，商业的日渐繁荣最终形成并保留了中南门古城。它既融合长江中下游建筑特点、又结合了贵州少数民族建筑艺术风格。表现在建筑形制及装修风格上，主要有建筑形制多为长江中下游典型的院落形式布局，有四合院及三合院，有的院落受制于实际地形并非规则的中轴对称，而是依地势而建，大门多朝向巷口而非大街。沿街建筑宜商宜居，临街为铺面，后为住宅，具有较强的开放性；高大院落有围墙围护，几座还建有可作瞭望之用的晒楼，易守难攻，具有极强的封闭性，两种民居建筑功能不同，许多建筑共用一墙，依势而建，在中南门古城区完美融合。在整个中南门古城区，没有一条笔直的街道、巷道，各街道、巷道皆依地势走向而蜿蜒相连，形成中南门曲径通幽的古城韵味。在修饰构建中，既有大量的万字格、八卦、喜鹊等汉文化符号，也有水牛等苗族传统图腾图案。同时，在中南门古民居墙体中嵌有大量刻有各个姓氏或姓名的青砖，如“郭群墙”、“杨姓墙”、“朱姓墙”等，大部为阴刻，也有少部为阳刻。这可能是因为中南门的许多民居共用墙体，房屋主人为标明各自房产而为之，同时也表明这一区域文化融合的深度。

会馆建筑——西南各地与长江中下游经贸文化往来的历史见证。东山古建筑群曾经有许多会馆建筑，这是因为锦江水运的重要性决定了铜仁在明清时期是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各个地方的客商在铜仁这一山清水秀的商埠重镇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与重要的公共议事场所。这些会馆主要有：湖南会馆——飞山宫、四川会馆——川主宫、江西会馆——万寿宫（已毁），这些会馆建筑均有着严谨的建筑布局和精美的建筑装饰。各地的文化在这一区域的相互碰撞，表现在会馆建筑的代表性和民居建筑的融合性。多地域、长期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使得铜仁的文化与周边县市区相比更为多样性，也更具包容性，更具开放性。这种文化属性更多的是通过铜仁的地方语言、习俗、时岁、节令、饮食、服饰、戏剧、舞蹈等非物质文化形态来反映，但也通过铜仁的一些重要公共建筑得以佐证，如铜岩阁、跨鳌亭的三教合一、文笔峰、东山寺自然与人文的高度融合等。

屯堡建筑——军事冲突造成的文化隔离和融合。我区境内目前主要遗存有新营垴屯、滑石营、谷坳屯、打石场屯、豹子营、古道等军事设施古建筑和古遗址，以新营屯为起点，滑石营为中心，略成扇形分布。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长三百余里。明朝末年，苗族把边墙夷为平地。乾隆嘉庆年间重建，咸丰同治年间补修。新营垴屯墙及、滑石营、谷坳屯、打石场屯、豹子营全部建于新长坳后山山脊，与湖南亭子关一溪之隔，形成对望之势。各个屯营之间依屯墙连接，并与东南面松桃县的龙潭营、报国营、正大营、官舟营、盘胜营、麦地营、太平营、龙头营、地耶营、振武营、盘石营，东北面凤凰县的全胜营、吉首市的喜鹊营连为一体，从而构筑起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南门因商贸业带来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主动的，在商贸业中带来了各地的文化习俗。在这一区域则更多是出于军事需要，在农业生产方式、汉文化的接受等方面带有被动性，清晰的呈现出从隔离到整合的一个过程。故而在今天的铜仁、松桃、凤凰交界处，在地域上属于不同的行政县，但在文化上则有紧密的联系。

乡土村落建筑——军事防御与生产生活需要的不同体现。铜仁的乡土民居建筑多为悬山顶穿斗式木结构建筑，亦有少部为夯土墙、土坯墙建筑或砖木结构。在以军事防御为主的乡土传统村寨建筑群中，目前保存最好的是和平乡稿坪村、和平乡和平村。两村残存有寨门、围墙、宗祠、古井、土地庙等公共建筑及大量的传统民居建筑。其中稿坪村的围墙为石块垒彻，寨门为片石拱彻，村内道路井然，部分民居还有夯土围墙或土坯围墙，房屋体量较大，装饰较为复杂，防御能力较强。和平村围墙为夯土，寨门为木质，并较为简陋，村内民居多无围墙，并在体量上较小，装饰上较为简单。两村的布局、选址、建筑均体现出相当的军事防御考虑，易守难攻。乡土村寨建筑群出于军事防御考虑除依托防御设施外还有一个手段，就是通过远离战争冲突区域、选择在地势险要、视野较为开阔的山头、山坳处或人烟稀少地区，通过自然条件来增强村寨的防御性而不是通过建筑本身，这些村寨大多为当地的原住民聚居，对外来移民及别的村寨怀有高度戒备的心态。除此之外我区的其它乡土村寨建筑更多的是出于生产生活方便，散落在各个河道冲集平原等处的自然村寨，拥有较为优越的农业生产资源，这些冲集小型平原（俗称“坝子”）田肥水美，农业生产效率较高，基本上没有防御设施。这些村寨应该主要是明代以来的外来移民，他们带来的是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村寨选址中既有传统风水观念的体现，但更多的是遵循着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原则，更多的是出于农业生产及生活需要。

家族化建筑群——铜仁地域文化中家族文化的坚守者和影响者。我区的家族化建筑群当以茶园山庄及克兰寨古建筑群为代表。明嘉靖元年（1522）徐福后裔徐宰六自江西临川草坪迁来铜仁，其家族第四代徐以暹为南明抗清重臣。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吴三桂起兵，云贵悉为其控制，为免家族再受屠戮，徐以暹率家族移居茶园山，至今近500年历史。茶园山又名“察院山”，位于铜仁市漾头镇茶园山村，距城区10余公里，整个古建筑群坐东面西，背靠青龙山，前临莲池，总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皆依山就势，高低有致，寨前设有卡门。村内民居多由正屋、两厢或对厅组成四合院或三合院，均为穿斗式悬山小青瓦顶，格扇门窗。茶园山庄系两组三进院落及一个三合院落组成，由立有“南州第”、“景山第”等外“八”字形牌楼大门进出，四周围以封火山墙。门窗雕饰异常精美。院坝及过道均青石板铺墁。茶园山现在的卡门、围墙等遗址在功能上表现出极强的防御性，在文化上也表露出相当的排斥性。

客兰寨古建筑群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乡客兰寨，地处铜仁锦江支流瓦屋河上游六龙山山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古建筑群落。明洪武五年（1372年）刘贵奉诏由江西吉水来黔参加平定夜郎、水西之乱，立功授职思州宣尉司同知，六年（1373），思州宣慰司设立施溪长官司，刘贵之子刘道忠任第一任长官，属思州宣慰司。其家族世袭二十七任二十四世至民国初年，刘氏一族，在此繁衍生息了六百余年。村寨建于六龙山山麓缓坡地段，前临瓦屋河，背靠六龙山，坐西向东，占地面积150000平方米。其建筑随山势的起伏，巧妙地融入青松翠柏之间，建筑物与山、水、泉、林、田园有机结合，形成一幅入村不见山，进山不见寨的“天人合一”山野村居图，构成了优美、宜人、质朴的人居环境。村寨的总体布局充分利用地形将每家每户与小路、石巷相互连通成网络，使建筑群保持盎然的活力，建筑布局合理、紧凑。民居具有典型民族和地域特点，至今仍较好地保存“三合院”、“四合院”建筑12座，宗祠3座。除此之外还有手工作坊、码头、古井、学馆、庙宇、营盘、神道碑、司前屯堡、保寨楼（碉堡）、公墓以及井边龙巷、三房龙巷、绍文龙巷、庙宇龙巷、大房龙巷、满房龙巷六条巷道。傩堂戏、阳戏等民族民间文化仍在传承。

两处村寨均为家族化建筑群，其中茶园山有近500年历史，克兰寨近600年历史，均是我区家族文化的代表。两处村寨建筑在功能上体现的防御性，反映出文化上的排斥性和独立性；两个家族均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至今体现出较强的宗族观念；两个家族均来自江西，是明代早中期江南文化在铜仁生根发芽、不断成长发展的代表；两个家族均对其周边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加速了铜仁接受儒家思想并与汉文化融合的速度，并带来了先进农业生产；两家族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仍相对完整的保留了各自文化属性，至今仍有自己的文化习俗，如克兰寨村的“阳戏”，茶园山的耕读习俗等。但同时，两个家族式村寨又有各个不同的文化个性。其中，茶园山是黔东文化名村，近500年来共有“近士两人，举人十人，有优贡、拔贡、恩贡、岁贡生十六人，”“有近一百八十人能诗。并且产生了八十六位诗人和三十五位书画艺术家”。“茶园山诗人及其诗作近三万余首。”整个家族文化气息十分深厚，可以说在人类家族文化史中都有重要地位。克兰寨的形成和兴起既得益于其长官世袭制度，更得益于依托其家族依托瓦屋河经商积累的财富，商业气息明显。两村寨在坚守各自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深深的影响着铜仁特别是其周边区域的文化习俗。如在今漾头、瓦屋一带广泛流行传承的“傩堂戏” “阳戏”、“龙船会”、“庙会”民间文化，宗族观念、伦理制度等等皆与克兰寨村有着紧密的联系，深受其影响。

结语：如同我省的民族文化一样，我省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决定了我省各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性，我区亦不例外。各个地方的文化在我区的长期交流融合和碰撞，造就了我区包容开放、和谐多元的文化属性。这种文化属性体现在我们的风俗、习惯、信仰、饮食、建筑等多个方面。除古建筑外，我区的文化交流融合轨迹更多的体现在非物质文化形态方面，这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去认识——

相关资料：一、《明史》，1977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

二、《清史稿》，1974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

三、《贵州通志》明嘉靖本。

四、《贵州通志》民国本。

五、《思州府志》清嘉庆本。

六、《岑巩县志》民国本。

七、《铜仁市志》2000年版。

八、《刘氏族谱》清宣统三年修编。

九、《历史上的铜仁》，刘新华著，200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十、《黔东茶园山文化解读》，周政文著，2010年5月出版。

十一、《铜仁市芦家洞电站改扩建工程考古发掘工作报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0年5月16日。